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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公共文化机构该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普教化作用

时间:2019-01-11 08:45来源:internet 作者:admin 点击:
​“玉见台湾”玉器展1月5日,第十六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论坛希望能够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吸收借鉴多元经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
  

​“玉见台湾”玉器展

​“玉见台湾”玉器展

1月5日,第十六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论坛希望能够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吸收借鉴多元经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提升和高质量发展。1月6日上午,在该论坛的“专题发表”议程中,几位青年学者进行了题为《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与文博机构的创新机制》以及《从“遗产”到“资源”:文化传统的当代重构》的专题发表会,他们围绕国际和国内经验,试图探讨传统文化在当下重构的可能。

文创衍生品应具有美学特色和文化内涵

在《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与文博机构的创新机制》专题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青年学者共同探讨博物馆、图书馆的文创机制。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前馆长张善楠首先回顾了当代博物馆的种种变化:服务人员由精英变为普罗大众;除了文化教化的功能之外,增加了审美和体验的功能;开始邀请观众参与展览,而非让观众仅仅是被动地观看;并且在展览中使用科技元素。

张善楠认为,博物馆应顺应趋势变化,通过文创衍生品丰富自身功能。而博物馆的文创品应当具有美学特色,在生活实用性的基础上富有文化内涵,深入挖掘隐身于藏品背后的故事。最后,他以台湾史前博物馆的“玉见台湾”玉器展策展过程为例,说明自己如何挑选展品,挖掘展品背后故事,如何与方文山合作推出主题曲,拍摄MV,吸引年轻观众。

图书馆的文创又应如何开发?国家图书馆馆员齐世峰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尝试给出解答。当前,国家图书馆的文创产品有图书、服饰、日用品、文具、玩具等,形式多样,而且年营销额在千万级别,但目前发展仍有诸多不足,例如销售渠道过于单一,人才匮乏等。为此,齐世峰提出,未来应当加强馆藏与文创开发的互动;培养自己的文创人才;吸取现代化营销经验,例如向故宫学习爆款的打造;借鉴国外图书馆的开发运营,例如美国图书馆的定制服务等开发,或者是大英博物馆借助畅销书的主题活动。

这些文创衍生品,站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上会被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的文化研究又能给博物馆文创衍生品怎样的启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尽沙在《消费文化视角下博物馆衍生品的文化价值转向》中以苏州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成功文创产品为例,探讨了文创产品想要成功应具备的要素。在苏博的文衡山先生手植藤种子文创产品中,消费者日常浇水,打理植物的过程,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富有仪式感的组成成分,满足人们对于文人生活的幻想,蕴含了叶朗所言了“沉郁之美”。除此之外,故宫文创产品牌匾冰箱贴(有冷宫之类的牌匾)迅速把人带入到宫廷生活的幻想中,在日常实用牌匾冰箱贴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以戏谑的态度对待曾经十分庄重的牌匾的仿制品,而这符合叶朗先生所言的“飘逸之美”。而这些文创产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其价值转向,即从曾经神圣的膜拜价值到橱窗里的展览价值,再到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体验价值,“消费社会”的发展倾向越发明显。而针对此特征,李尽沙认为,博物馆文创品开发思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关注文化符号的实体化呈现的基础上,从生活场景构建入手,创造符合中国美学精神的若干种情境,从价值观层面寻找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从而进入文创开发的新阶段。

博物馆数字化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除了文创衍生产品,公共文化机构又应如何更好在数字化时代发挥科普教化作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翟翊辰立足中国大陆博物馆,以《数字化时代博物馆的创新机制研究》一文探讨数字化在博物馆中的应用。当前,中国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已经进展到一定阶段,博物馆往往会对自身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采集;并且开始通过展览数字化,例如在展品旁贴上语音讲解二维码,加强展品与观众间的互动;并且服务数字化已经初有成效,观众可以通过网上预约进馆,或线上了解最新展览咨询,乃至对展览提出建议。

然而中国当前博物馆数字化仍有诸多问题,例如数字化展览技术痕迹明显,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博物馆之间太独立,数字资源难以互相联通,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用户反馈渠道过于单一,难以搜集有效的用户信息。因此,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需要处理好顶层规划和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实体展示和虚拟展览之间的配合,需要打通用户行为和场馆采集之间的路径。为此,数字化时代的博物馆应当建立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将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扫描后建模;建立虚实结合的深度互动体验,加强科技技术如VR的使用;优化用户信息采集与服务,并构建多元化的公共教育平台,多种方式普及文物历史知识;并在文物保护和信息安全方面加大数字化技术的使用。注重以人为本,注重科技和文化的平衡,注重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增强观众的代入感、体验感、参与感。

在《从“遗产”到“资源”:文化传统的当代重构》专题发表会上,来自山东大学的副研究员韩若冰从“情动”理论出发,考察了日本歌舞伎在当代是如何通过“超歌舞伎”的形式实现活化、传承与创新的。她认为,当代日本歌舞伎结合传统技艺表现手法和当代舞台技术,以“速度”(speed)、“场面”(spectacle)和“故事”(story)三个s为主要特征,叙事节奏更快,表演服饰更为华丽,最终呈现出豪华、盛大、新奇的舞台效果,为传统歌舞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是传统文化现代重构的典范。

《文化自信视野下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一文的作者、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助理教授宗祖盼认为,历朝历代的工匠都为敦煌莫高窟的形制演变、艺术风格变迁等作出了创新的努力。而在当代,结合数字科技如VR等新的参观方式则代表了一种新的创新路径,此外,发展文创衍生品,跨界时尚界,还包括体验型经济的尝试也都是创新路径的代表。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张君从当前的“手艺热”现象入手,深入探讨传统手工艺由轻工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他认为,传统手工艺已经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表征,其文化价值大于使用价值——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是一种“物化的国学”。而在当下将文创和传统手工艺结合,实质上是将手工艺视为一种文化资源,而非文化遗产。他说:“遗产是死的,资源是活的,我们更应当进行创意性保护而非抢救性保护”。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秦枫在《困境与突围:传统民乐的影视媒介传播》的演讲中指出,传统民乐自改革开放后,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较大,主流民乐影响力式微,生存空间日趋狭小。而当下人们对民乐的认知又存在较大偏颇,刻板印象根深蒂固,例如一提起二胡就会想起《二泉映月》,这也与当下民乐视听单调,演奏和曲目缺乏创新有关。面对困境,已有人尝试做出突围,例如电影《闪光少女》,将民乐与二次元相结合;有的人制作民乐电视真人秀,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拓展民乐表达新通道。除此之外,秦枫更提出民乐发展应当融入消费文化,迎合青春口味;告别陈旧单一,创新视听感受;紧抓新媒体特性,拓展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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